秦汉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中,选择咸阳为

由于历史过于久远，秦汉都城防御体系内很多城，交通、通讯设施等已经不复存在或是无法对其进行复原。大多数关隘中的建筑设施，踪迹至今尚无确切发现，相关情况只见于史料记载。山川、河流、台塬、政区置设、军队建制及部署所产生的作用也是都城军事防御体系需要探讨的问题。

秦都咸阳防御体系的构建

秦在咸阳期间，对外所临的形势不断发生着变化，故而都城防御体系的构建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秦初迁咸阳，正值处在与魏国争夺河西之地的白热化期，在与其进行作战时，又要设法防止都城受到魏军的威胁。秦据守关中后，则是要防范关东六国军队从临晋关、函谷关、武关等地攻入，直捣都城。秦人初创大一统王朝，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进程，但在一个时代的初期，必然会面临诸多难以预知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对于大一统王朝而言亦不例外。当此之时，秦王朝既要面对北方匈奴的潜在威胁，又要防范关东旧势力死灰复燃，为此保证都城地区社会稳定尤为重要。

选择形胜之地作为都城

秦都咸阳所在的位置，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株阳的西面偏南，秦孝公十二年（前年），秦人之所以将都城迁至于此，是经过深谋远虑的结果，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军事上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乃至后来东出函谷关更为优越和方便。

秦以咸阳为都之前，先后曾定都西犬丘、汧渭之会、雍城、泾阳、株阳。其中，雍城是秦“九都八迁”过程中置都最长的一处正式都城，秦人在此近二百余年，一度揭开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了历史画卷。秦在雍城末期，因奴隶制度开始走向衰败，国家积贫积弱，对外战争屡遭失败。林剑鸣先生指出，“尽管秦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特点不利于实现封建改革。但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奴隶社会崩溃的历史潮流，也最终波及秦国”但是雍城宗法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他们挟持朝政，致使秦君无法推行政治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秦君只好不常驻雍城，明显是摆脱、架空、冷落以至打击在雍城世袭宗室贵族势力的一种斗争方式。泾阳、株阳也就成为了秦君为了减少变法阻力和指挥对魏国战争的临时性都城。秦人在雍城以及之前的都城所构建的防御体系为后来咸阳军事防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秦株阳在石川河西岸，无险可守，地势较低，又容易发生洪涝，盐碱地甚多，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秦人纯粹是为了应对东方战争而设的临时性都城。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周边的生业资源可以满足建都城立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实行以耕促农，以农促战，兵农合一的耕战政策，大力推行《垦草令》，关中中部经济蓬勃发展，故而在此发展是一项正确的选择。

从军事防御上来看，咸阳虽然坐落在关中平原上，但附近的黄土台塬、自然河流、山川等的走势、位置、分布等，可以形成天然的军事屏障，客观上造就了咸阳在关中地区的军事地位。咸阳东部不远有两个台塬：白鹿原、芷阳原。白鹿原在今西安市东南灞水与沪水之间，龙首原之东，海拔在—米之间，地势自东南向西北稍微倾斜，南北长约二十公里，东西宽约六、七公里。在咸阳的周边，白鹿原属于较高的黄土台塬，它的防御意义在于不仅是咸阳东南方的军事制高点，而且控制此处，可以直接阻挡从函谷关和武关而来的敌军。

若是敌人抢先占据此处则会致使咸阳无险可守。芷阳原在白鹿原以东，二者以灞水为界，居灞水之上游，屯兵此处，亦会对咸阳形成直接威胁，故此军事地位亦为重要。咸阳周边河流密如蛛网，河流主要有沮水、泾水、渭水、戏水、灞水、沪水、滴水、镐水、沣水、涝水，这些河流除了渭河东西走向外，其余河流受关中四面山川影响，大多南北走向（泾水是自西北一一东南走向）。渭水东西横贯关中平原,河面宽阔，在咸阳以东的河段都可以航行大船。春秋时的泛舟之役，秦人就是利用渭河水道向晋国输送粮食，因咸阳又与渭水地近，其军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泾水、沮水（石川河）是护卫咸阳东部的天然险阻，在河西之战时的军事防御意义明显。发源于秦岭北麓的灞水，循白鹿原之东，与沪水会和后，向北流入渭水。秦汉时，沿渭河南岸道路进入咸阳，必须要横渡灞水，故此这条河流是咸阳东部的一道重要险阻。灞水往东越过芷阳原，便是戏水。戏水发源于骊山，往北注入渭水，是咸阳周边防御的最东缘的一条天然壕堑。秦末农民战争时，周文军曾经攻至戏水一带，欲要进逼迫咸阳。秦廷仓促组织军队，令章邯率领在此处进行阻击，结果大胜，此役直接导致了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全盘失败。

从交通位置上看，株阳在渭水之北，且与之尚有一段距离，在运送军需粮草方面需要进行周转。株阳虽东通三晋，但却不能直接抵达函谷关，南下武关更是需要周折。随着秦国在河西之战中进入攻势及在魏国即将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东方的情形下，株阳作为临时性都城的地位下降在所难免。反观咸阳，坐落于东出函谷关与西去雍城的交通大道中间，进之可攻，退之可守，而且这条交通线路对于秦统一六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咸阳出发，向东南行，可以直接到达武关，有利于节省运兵时间，直接进攻楚国。与此同时，咸阳在东通三晋和北至戎翟的交通优势亦并没有削弱，而且沿渭水东下黄河的漕运码头也在咸阳附近。总之，咸阳正当水陆津要，“天下辐辏，并会而至”，具备有进退战守的军事意义和立国守成的政治作用，无疑符合营建照顾全局的大都市条件。

日益强大起来的秦国，为了能够将魏国的势力彻底从河西赶出和扩大对关东诸国的战争，秦孝公毫不犹豫的将都城迁往更利于指挥作战的咸阳。

通过对争夺周围城邑扩大防御地带

秦代咸阳防御体系是在战国时期的战争中一步一步的构建起来的。秦以咸阳为都之初，威胁主要来自于魏国，虽然秦人在河西战争中稍占上风，但是并非在军事上形成绝对优势，“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当时，咸阳的周边军事防御在东北方有株阳，再往前不远就是咸阳的外围防御地带了，而且很多城邑已经被魏国攻占，可能只剩下重泉和元里这两座城邑作为防御魏国的前沿阵地。重泉故址在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

《史记秦本纪》载：“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秦魏河西之争前期，秦军节节败退，至魏文侯中后期，魏国已经尽占河西之地，对秦国构成巨大威胁，重泉就成为了当时防范魏军进攻的主要阵地。元里故址在今陕西澄城县南,洛水之东。《史记魏世家》载文侯十六年（前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对魏而言，元里是攻秦、御秦之前哨；对秦而言，元里是魏攻咸阳的主阵地，秦将其视为眼中钉，两国常争战于此。秦孝公八年（前年），秦国趁魏国与赵、齐作战时，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史记秦本纪》载卫鞅“与魏战元里，有功”说明秦可能凭此战占领了元里。

在咸阳的正东方，由于武城、郑县也被魏占领，笔者结合周边地形地势及史料，认为当时的秦国应该在戏水、鸿门布置重兵，并依托白鹿原、芷阳原、灞水等自然屏障，以防魏军再次突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秦军在河西战争中，开始发动攻势，先后在咸阳的东北方向占领郃阳（前年）、临晋（包括临晋关）（前年）、夏阳（前年）；在咸阳的正东方向先后占领了郑县（不详）、武城（前年）、阴晋（前年）等，这些城邑都地处交通要冲，对于保卫咸阳具有相当高的军事价值，遂即也成为护卫咸阳的外围军事重镇。魏军则节节败退，以至后来干脆放弃河西，魏国迁都大梁，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中原。

从秦迁都咸阳后的河西战争进程来看，秦都城防御体系明显呈现不断向东推进的趋势。秦魏河西之争的实质就是在争夺对关中地区的控制权，而关中地区主要是以平原为主，虽平原地带其间虽会有些许岗丘、垄岗、土塬，但总体而言地势开阔、起伏平缓、人口密集、道路成网、交通便利，这样的地形在军事上多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在秦魏河西之战中，双方争夺的城邑众多，特别是对上述城邑争夺最为频繁，主要是因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

例如，夏阳、郃阳，扼守南流黄河西岸，秦、魏互以为进攻对方的前哨。临晋三水环绕、南有沙苑、北峙镰山，东有临晋关，居水陆交通之要道，《读史方舆纪要》云：“临晋以限东诸侯”。郑县、武城互为犄角，在咸阳与魏国驻军重地阴晋之间，二城被收复后立刻成为在咸阳东部对抗魏国的军事堡垒。阴晋,魏国攻占河西之军事重镇，秦曾以大军五十万进攻，但惨遭失败，此战引发“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人收复阴晋后改其名“宁秦”，见之军事地位之重要。

处在关中平原部的咸阳要想不被东部的魏军攻陷，只能尽可能的争夺城邑，扩大都城外围防御地带，这样才能形成缓冲，当敌人逼近时才会有充分的时间调兵遣将、进行设防。正是由于这些城邑能够扼守交通要道，秦对它们实行占领和实际控制后，本能的将之作为能够对都城形成保护的防御性城邑，并发挥它们在咸阳防御体系中的积极作用。秦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将魏国赶出河西，只要魏国继续占据河西，势必会对咸阳造成很大的威胁，咸阳防御就有可能处在被动状态；如果魏国势力一天不离开河西之地，秦国继续东进将无从谈起。

秦人全部占据关中城邑后，一些重要城邑对咸阳发挥的军事拱卫作用明显。周文军之所以在戏水一带停军不前的原因，史料中并未说明。中国军事编写组认为，“不外是因长期作战想略作修整后，再继续进军；或者是因迫近秦都，怕秦防守坚固，等待援军兵力前进。无论哪一种原因，都是战略上的最大失策，使功败垂成，令人惋惜。”从进攻路线上来看，周文军抵达戏水，需要经过函谷关宁秦武城郑县，这些城邑在战国时就是关中平原东部军事重镇，它们在当时应该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农民军需要攻克这些城邑才能继续前进，由于长时间的作战，加之后勤补给不到位，军队自然要休整一番，结果使得秦军趁机发动反攻。章邯阻击周文军属于一次典型的防御战斗。按照《大辞海军事卷》的解释，防御战斗是“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目的是杀伤、消耗敌人，扼守阵地、争取时间，为转入进攻或保障其他方向进攻创造条件。”章邯击败周文军后，则并没立刻追击，而是利用两个月时间将新编部队训练成一支精锐大军，然后才出关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