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自穆公以来，已经形成了稳固的世卿世禄制和贵族分封的政治格局。穆公时，曾想通过重用外来客卿以平衡本国的世袭贵族势力，因为他怕本国贵族势力过于强大后，国君会受到牵扯；而外来客卿在本土则没有那么多的家族势力纠葛，哪怕权力再大，也仅限于他一人，不能像本土贵族那样可以威胁到国君。秦穆公通过用这套制度吸纳到不少外国人才，以致自己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但到了孝公时期，原本的客卿经过三百年来的立地生根，又演变为秦国的本土贵族，这些秦国贵族的势力极大，他们不但占用了很多的社会资源，还不思进取，故步自封。而秦国想要图强，必须打破他们的资源垄断，并重新分配给那些能够让这些资源的潜力发挥出来的新人。
公元前年，秦孝公已经立定决心要在国内进行变法，为了投石问路，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在《商君书》的第一章里详细地记录这次商议的内容，现大致概括如下：
秦孝公秦孝公开始向大家征求以变革法度来治理国家、以更改礼仪来教化民众的意见。
商鞅首先响应道：“行动犹豫便无号召力，做事不决便会失败。非常之人必受世俗非议，独到见解必遭世人讥讽。愚者事后尚且不明，智者事前便能预知。因此百姓只能与之共享成功之乐，但不能共赴创业之艰。至德之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大业者不与常人共谋。对圣人而言，只要能强国，就不必沿用旧法，只要能利民，就不必拘守旧礼。”
与商鞅一起唱双簧的秦孝公当即表态赞扬道：“很好。”
甘龙秦国的老牌贵族甘龙其实早就看出这两人在演戏，但是他不自量力地妄想做最后一把的努力，看看能不能将这个对自己的未来显然不利的苗头打压在萌芽状态，就不顾厉害地率先跳出来非议道：“未必。圣人教民不更民俗，智者治国不改礼法。依循民俗而教化，事半功倍；沿袭旧制而治国，国泰民安。眼下如果要变法并移风易俗地教化民众，臣担心天下百姓非议君上。”
早有准备的商鞅反驳说：“甘龙所说乃世俗之言。常人安于旧有风俗，读书人拘泥于纸上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行，但绝不能一同探讨成法之外的变革。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照样一统天下，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五霸法制不一，照样可以称霸诸侯。因此，智者制法，愚者制于法；贤者更礼，常人拘于礼。君上当下定决心变法。”
见商鞅这么得瑟，秦国的另一贵族杜挚也忍不住了，他不识时务地跳出来鼓噪道：“臣听闻，无百倍利益，不变革法度，没十倍功效，不更改礼法。臣还听闻，遵循旧制不会错，遵循旧礼不会乱。愿君上三思。”
杜挚伶牙俐齿的商鞅引经据典地反驳说：“之前各朝代政教之道各不相同，哪一朝的古法才值得效仿？古时帝王法度不相因袭，哪一种礼制才值得遵循？伏羲、神龙教化民众而不行诛杀，黄帝、尧帝、舜帝诛杀但不过度，到了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各自顺时而立法，依国情来定礼仪。法度礼仪都据时事而定，制度号令都顺应社会发展，兵器、铠甲、器具、储备都为便利形势而用。臣之前说过，治理天下不必拘于一种方法，强兵富国不必效仿古制。商汤王、周武王一统天下，因不遵循古制而兴盛；商朝、夏朝轰然倒塌，因不变革更礼而覆灭。如此看来，不依古制者未必张狂，遵循旧礼者未必衷心。君上当下定决心变法。”
预先经过彩排的秦孝公趁机一锤定音道：“好！寡人听闻，人生于穷巷就少见多怪，人学识浅薄便爱诡辩。愚者对于变革嗤之以鼻，智者为此悲哀。狂妄之徒对变革狂喜不已，贤人为此担忧。寡人不理会那些世俗偏见之词，决意变法！”
秦孝公就这样不顾当朝权贵们的反对，悍然地决定了变法，还顺便把反对者都贴上了识浅寡闻的标签，营造出一种镇怖感极强的寒蝉效应，令那些想继续跳出来反对的人都死了心。
秦孝公不过，深谋远虑的秦孝公与商鞅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希望以稳步推进的方式来进行变法。前年，尚处于客卿身份的商鞅，针对秦国土地开垦严重不足、粮草无以为继的现状，首先推出了《垦草令》，由此掀开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主要有三方面的目的：一是重农抑商，强迫百姓都去耕作，限制商业发展；二是重塑社会价值观，控制百姓的居、行、言论、意志，使他们心无旁骛，只知耕种；三是打击在朝的贵族，限制他们的特权利益。
《垦草令》的主要措施包括：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农业的社会价值观、削弱贵族的特权、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禁止粮食买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打击不务生产的痞民等等。
《垦草令》既苦了贵族，也让很多百姓被强迫去从事耕种，但因为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就得到了大规模的投入，以致秦国在短短的一年内便出现了多年难得一见的粮草充盈的状况。这时，周边的韩国在经过申不害变法后也实力渐长，开始对秦国边境造成威胁。前年，秦国在商鞅建议之下主动出击，在西山击败韩军，遏制住了韩国向西侵略秦国的企图。
前年，以《垦草令》的成效及打击韩国的战功为理由，秦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非王族的军政首席大臣，等同于臣相和上将军），并开始第一次变法，其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令民为什伍，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十八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限制商人发展；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国家的赋税和兵徭役来源。
（六）改法为律，制定秦律。
新法颁布之初，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在国都栎阳南门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椽，并发出告令，如有人将木椽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起初没人敢搬，商鞅将赏金加至五十金后，围观的百姓中，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刷存在感了，他按规定将木椽搬到北门，已经做好别人把他当傻瓜看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商鞅竟然立即兑现承诺，赏徙木者五十金，此次事件经过病毒式的流量传播后轰动一时，从此秦国政府“赏必重赏，罚必重罚”的声明被深刻地镌刻在百姓的心中，史称“徙木立信”。
经过《垦草令》的实现及第一次变法后，秦国的军事实力逐渐强大。前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今陕西省澄城县东）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局面。
不过，在秦国的内部出现了反弹的动向。据说新法推行一年后，“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商鞅对此引而不发，恰在此时，太子嬴驷也许在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的撺掇下以身试法，让秦孝公和商鞅顿时处于两难之中。不过，对于那些手操权柄的人来说，办法自然比问题多。估计在这事情上面秦孝公和商鞅也没少动脑筋。
刑公子虔当大家都瞪大眼睛准备看上面的笑话时，商鞅一开始就代表朝廷宣布“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装出一个要按法严厉惩罚太子的样子，这口气让那些正在吃瓜的大臣们也不禁为之心头一凛，但商鞅接着又改口道：“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以儆效尤。上述两位的代为受过者都是秦国权高位重的贵族，其中公子虔更身为国君的兄弟，但依然被处以重刑。朝廷此举把那些受人指使、聚集在国都栎阳指责新法的人都震慑住了，他们之后不久就自动散去了。
朝廷的此举可谓是一举三得，既放过了太子，又狠狠地打击了那些对变法持抵制态度的人，还借此机会重申了法律的严肃性。自此之后，“秦人皆趋令”，变法得以在秦国顺利推进。不过，从这次信誉危机的公关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对太子的犯法行为以“法”的特殊性作为规避惩罚的借口，并未坚持“同罪”的原则，惩罚太子的师傅的处理方式只是起到一种敲山震虎和转移罪责的作用，只能令人感到畏惧而不是敬服，而且也为商鞅本人拉来了无可化解的仇恨。
好不容易才处理完这件令人伤脑不已的太子犯法事件，不久之后，秦国的百姓又因争抢粮食水源而发生了大规模私斗，伤亡极为惨重。商鞅采取了霹雳手段，将私斗中的余名重犯押到渭水河畔，按新法将其全部斩首，以致“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从此之后，私斗恶习随之停歇，秦国百姓皆奉新法为圭臬。
公孙贾前年，秦孝公拜了商鞅为大良造。这是一个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内掌握着军政大权的最高行政官职，按照当时共十八级的军功爵位，已经达到了第十七级。
前年，商鞅遍察秦国，确定咸阳为秦国新都。咸阳处关中平原，北通河谷，南扼渭水，西通陇西，东扶崤函，进可攻，退可守，且可以避开秦国老旧贵族的势力范围。
公元前年，身位大良造的商鞅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为：
（一）废除旧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将贵族的土地收没后重新分配，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自由买卖；
（二）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郡县的行政长官由国君任命，将地方权力集中到国君手里；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
嬴驷相较于第一次变法围绕着农耕、军战两大主题，第二次变法更深刻，废分封、行郡县的这些措施所针对的是老秦法里面的贵族分封制，通过这些新的政策，朝廷可以堂而皇之地将旧贵族的资源收归国有并重新分配资源，从根本上奠定了秦国日后统一的基础。通过商鞅的变法，秦国这个原本偏居西隅二线国家，骤然间就走到了时代的最前端。
脑洞爆裂：
如果秦孝公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商鞅会想方设法地诱导他去变法吗？
脑洞大开五千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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