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北京大学考古专家李伯谦（右）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内观看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尖底瓶。对于这种瓶的用途有过很多猜测，后来科学家在瓶底沉淀物中发现了淀粉发酵的痕迹，由此推断是酒器。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今年10月，在庆祝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年的论坛活动中，记者意外见到一位核科学家，听他讲了一堂“散裂中子源与考古”的课，然后问了一个“俗气”的问题：用“中子探针”无损分析文物中的元素成分、同位素比例、内部结构成像、分子层次结构，要收多少钱？科学家和蔼地告诉我：如果是双方合作，那就不收钱；如果是一方出设备，一方拿成果，那就收几万元。
真不贵。一位考古界老先生告诉记者：这是考古的黄金时代，有些长期争论不休的课题，用上科技手段，顿时豁然开朗，大家心服口服。
正应了那句“击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不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很欢迎这种“击败”。我们的学术就这样进步了。
核科学家讲的那堂课，记者似懂非懂；读了波音写的这本《无字史记：基因里隐藏的祖先秘史》，记者对多学科合作考古的威力有了更多感性认识。
“石峁凶杀案”：这些死者来自草原
陕西北部神木境内，有中国史前最大的石峁古城，面积超过了万平方米，比同时代的良渚古城要大。方形的城墙内外三层，城墙内实夯土，外砌石块，石砌墙体非常平整，连墩台拐角处都呈直角。
城门结构复杂，包含内外两重拱卫城门的瓮城；城墙分布着凸出墙体的“马面”和“角台”，无死角地守护着城墙。
如此森严地设防，它的建造者是谁？它要防御谁的侵袭呢？
石峁古城在史书之中从未记载，刚好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山地区域。城墙墙体里镶嵌着各种玉器，比如玉铲、玉璜等，是建造者精心地把雕琢好的玉器成品插入垒砌石块的缝隙中。
石峁遗址中已出土几处彩绘几何纹壁画，均发现于城墙或城门上。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等颜色绘出几何图案。在城墙上彩绘壁画，还镶玉器，石峁人的审美观貌似很有意思？
其实不然，如果现代人“穿越”过去，想要跟石峁人讨论一下美学问题，结局可能很悲催。
专家认为，城墙上的壁画与城墙里的玉器，都是为了请来神灵保护自己的城墙稳固不破。考古学家还在石峁外城东门城墙附近清理出两处遗迹，每一处遗迹里面集中摆放着24具头骨。经过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上有明显的砍斫和灼烧痕迹。此外，在城址夹道间、城墙通道上、地表活动面上，也发掘出了数十具头骨。石峁古人通过这种血腥的献祭活动，再次祈求神灵能够保佑城池永固。
死者是谁？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但是与内蒙古东南部的喀喇沁旗一个较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这说明他们的家乡在石峁的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带。
石峁人群要么就是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要么就是与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而那些游牧人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人群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劫掠回来的人员。
而对夏家店文化考古研究，找到了这个时期的4匹马的马骨，基本判定都属于家马。从这些马的DNA分析，这里的马匹可能来源复杂，应该比中原地区更容易接触到从中亚沿着草原带传播的家马和马车技术。
“石峁凶杀案”可以大致破案了，石峁古城的建造者可能是在防御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马车和马匹，经常快速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但是石峁人群并没有一味防守，他们也在出击。
龋齿会说话：陶寺人群“贫富差距”有多大
古代人的牙齿卫生问题很严重，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够分泌酸性物质的细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外国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古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平均为1.3%；狩猎采集和农业混合经济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平均为8.6%。
也就是说，越是依赖农作物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龋齿发生比例就越高。
于是，通过分析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学者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而推断他们所身处的社会阶段。
山西陶寺遗址是传说中的“尧都”。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古老文化活跃在距今—年前，遗址中有墓葬和灰坑，根据随葬器物判断，墓葬人群应该是上层贵族，灰坑人群则是平民百姓。对陶寺遗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另外，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表明，哺乳动物占有绝对优势，包括猪、牛、羊和狗等，其中猪骨最多。
通过陶寺遗骸牙齿中龋齿的统计，学者们发现，陶寺人群的龋齿率大概在3%，其中墓葬人群2.9%，灰坑人群3.1%，两者差别不大。看起来，陶寺人群的饮食结构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类，使得他们的龋齿率并不高。对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没有变化。
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宫殿和城墙被毁，贵族墓地遭到破坏，很多人被杀害。对于陶寺文化的结束到底是内部叛乱还是外来入侵导致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中。至少从龋齿反映的食谱来看，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与下层百姓在饮食上是比较相近的，不太容易产生内部激烈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尧的治理还不错。
就在记者动笔写此文时，中国考古学者有了新的成果：对陕西澄城县春秋时期芮国刘家洼遗址平民生活区出土陶片吸附的脂质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芮国平民食粥、炖肉、喝奶。
《礼记·王制》中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国语·楚语》则称“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可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面规定和实际生活有相当距离。
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科院古脊椎所联手，在年建成了中国首个完备的考古专用脂质分析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今后将广泛开展中国境内的陶器吸附脂质残留物分析研究工作，仔细发掘中国先民动植物资源利用信息，深入探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黄河上中游先民食谱、生计策略、社会复杂性演变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DNA揭秘：客家迁移途中大量融入南方女性
《无字史记：基因里隐藏的祖先秘史》波音著中信出版集团
今天全世界自称客家人的人口多达几千万，在客家文化圈里流传着关于南迁的故事。他们与汉人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他们的南迁路线是怎样的？他们与南方其他族群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客家人的基因里。
分子生物学家采集了福建长汀各地客家男子人的样本，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客家人与汉族、畲族、侗族的基因型联系紧密。从比例上看，来自汉族的父系基因型占80%以上，来自畲族的父系基因型约占13%，来自侗族的不到7%。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与河北、山西的汉族人在基因上最接近。
所以，客家人自称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后代，这个说法在父系基因上是基本上站得住脚的。长汀的这个客家群体可能是从中原出发，向南进入湖北、江西，然后再转入福建西部。他们在湖北时，与历史上的荆蛮族群发生了基因交流，融入了某种突变基因。至于少量侗族父系基因的来历，也许是这批客家人先民在途经江西时，与侗族先民发生了基因交流。
客家人的父系遗传以中原移民为主，他们的母系遗传就不是这样了。
线粒体DNA的分析揭示：大概20%的客家人女性线粒体DNA上有一个基因缺失的变异，在中原汉族中这个比例是10%，在畲族人群中这个比例是15%，而在湖南、广西的苗瑶族群中这个比例高达30%-50%。
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无字史记》做了一番计算，如果客家人从中原走出的女性有0人，需要融入个苗瑶族群的女性，整个女性族群就是1人中有人是含有变异的，刚好是20%。上面的计算意味着，客家人女性先民中，有大约33%是来自苗瑶族群的。
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更广泛的客家人群体，发现梅州和长汀客家族群中拥有南方地区一些基因型的比例在60%左右，说明这些客家族群吸纳了更多南方地区族群的女性。
《无字史记》据此描绘一个汉人南迁图景：在西晋灭亡前后、唐朝安史之乱以及辽金侵宋时期，一批又一批的汉人族群被迫向南迁徙避祸。在与南方族群的互动过程中，把很多对方的女性纳入自己的社会，最终反客为主，变成了南方地区最大的族群。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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