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渭北高原临近山西的一个小县，平凉在陕西的西边，没有直达平凉的车，每次来回必须经由西安，这三个地方形成一个大三角形，距离倒不算远，加起来不到公里，但走一趟却要花上3天时间。每次从家去平凉，先是早上六七点钟搭乘去渭南的汽车，下午到渭南后急忙转乘到西安的火车，待到西安已是万家灯火。在旅社或亲戚家住一晚，第二天又上了去宝鸡的火车，四五个小时后到宝鸡住一晚旅社，第三天一早才搭上去平凉的长途汽车，常常下午四五点才能到达平凉汽车站。这里到我们单位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等折腾到目的地，又到了晚上。后来有了西安直达平凉的客运班车，我就不用再绕道宝鸡，而是直接搭西安直达的班车，但那却是十多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到了目的地，人都木了。那时的班车有专用的客车，也有解放牌卡车上搭块篷布，权作客车使用。旅客靠车厢两边一坐，中间再加几个小凳子，便一路开了下去，至于山路上的安全问题，运输公司没多想，作为旅客我们也没有多少害怕。无论从宝鸡走还是从西安直达，这两个地方到平凉都是翻山越岭，而宝鸡向北的山更大更险，几乎见不到平地。当时的路又不那么好，车在山路上七拐八拐，人在车厢里东倒西歪。遇到弯路多，会车多，便有人就晕起车来，也有人吓得惊呼，要在冬季车里空气便一塌糊涂。而从平凉回陕西家里，大抵也要三天时间，只是一天时间用于平凉到西安，两天时间花在西安到家里，中途要在渭南住一宿。
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每年珍贵的12天探亲假，刚到所里上班的一两年，我尽量不回家。有一年春节没回家，和二孟两人买了一瓶果酒便对饮了起来，没在家过年，心里多少有些落寂。
在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我每次回家都得到了所里同事同学的帮助，大清早几辆自行车把我们娘俩送到车站，送上车。回来时又是他们不论早晚把我们接回所里。有时候，碰到车队师傅去西安也搭他们的便车回家一趟。离开所里三十多年，心里始终难忘这些这些熟悉的面容，难忘和他们在一起时快乐温暖的时光。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老家到西安，西安到平凉有了直达车，这样我回家的行程就缩短为两天。
改革开放后，家乡有了高速公路，西安到平凉既有高速公路也有铁路客车，从我老家门口到我西安的住宅楼下2小时便可到达。西安到平凉也就四个小时车程。年我们一家人回平凉故地重游，当时甘肃段的高速还不很完善，也就用了4个多小时便到了崆峒山下的广成酒店。
假日聚餐
在平凉几年，除了离家远回家不便这件事，也没有觉得苦到那里去。单身汉的生活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娱乐，时不时也为大家做些公益。我们拿着碗筷在职工食堂吃饭，一人饱了全家不饿，高兴了几个伙伴在宿舍里自己开个小灶，味道不咋地却也相当满足。团支部组织团员下班后打扫卫生，为车间的师傅们义务刷拖鞋。有师傅工伤了，我们还去陪护病人。这些大家都干得不亦乐乎。业余时间球场上活跃的大部分是单身青年的身影。
后来所里给我分了一间房，并配备了一张床，一个两屉桌，两张凳子，这就是室内的全部。
到了周末几个同事同学时不时在一起聚餐。说起聚餐，可不是现在想象的那么丰盛，其实就是在一起包顿饺子而已。这对在平凉没有家的我们也不容易，除了在商店里买点菜和肉外，我们什么都缺，锅碗瓢勺，所有佐料都不齐全。但这也难不倒那时的吃货，没盆和面、拌馅就把脸盆反复刷几遍拿来用，佐料少了几味，就省了吧。几个人七手八脚，没多大功夫，饺子就上桌了。即使这种水平的烹饪，我们每次都吃的盆光碗净，一点不剩。有一次，我蒸了一锅包子，请大家品尝，周佳东对我说，你这包子除了皮别的都不行，我听了好失望呀！
爬崆峒山
我的相册里有几张老式相机拍的照片。是我们几位同学同事爬崆峒山时照的，摄影师是谁我不记得了，但这照片虽几经搬家我却珍藏着，颜色一点没发黄，光泽依旧。
这次爬山记不得是哪位发起的。一个星期天，一行近10人，从照片上看有王怀毅、杨永德、廖新保、我们的支委小马，凤县来实习的敖学方，陈丽萍等。每人一壶白开水，几个馒头就出发了。我们基本没走大路，而是从狭窄的山路攀援而上，径直来到宝塔下。没有见到庙宇等建筑，也未见到崆峒山老道，其间的辛苦、狼狈自不必说。到得山顶，清风徐徐，放眼望去，山脚下一弯小河绕过，东边的麦田尽头就是我们的建华厂。心中油然而起是一种胜利后的喜悦。多少年后，每翻出这些照片，那一刻我们在小路上挥汗攀爬，在山顶上歌唱，对着对面山头高喊，摄影人专照我们的窘态，而我们却摆poss照相，这一幕幕就像在眼前。那时候我们也曾是年轻人。
买皮袄
我们陕西人很认宁夏的二毛皮袄，觉得那是好东西，穿上了觉得很体面。我到平凉工作几年后，就想着给老父亲买一件，因此常注意福利区门口卖皮货的宁夏回民，也向同事请教关于宁夏二毛皮袄的知识。有师傅告诉我，好的二毛皮的皮子要软，毛从根到梢有九道弯，皮子拿到手里提起来毛应很顺畅的下垂，倒过来也应下垂，而且，毛色不应发黄。这些我都认真一一记下。有一天，在门口遇到一位卖皮货的人，正好有我要的二毛皮。简单看了一下，我便把他带到我住的地方，并且请司锡治师傅给我把关。我想既然把人家请到家里来买东西，就应当客人对待，给他倒了一杯水，谁知他说，我们不在外面喝水，我当时就大惑不解。
后来才从平凉籍同事那里知道，原来回民同胞是不在汉民家里吃饭喝水的。我想，不吃饭可以理解，是民族习惯。不喝水很可能是因为清末，清政府对回民同胞残酷镇压形成的后遗症吧。我和司师傅又反复把那个皮袄看了又看，觉得还行，那就讲价钱吧。司师傅和那人谈了几个来回，我可在边上看了着急，就说算了吧，算了吧。我倒变换了角色，不成买家，而成了中间人，完全忘记了市场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交易常识。搞得司师傅好无奈，记得最后以70元一件的价格成交。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谈价的能力一直不自信，到市场上买东西，只要可以砍价，我便非常发怵，不知道啥时就会犯傻。
悼念周总理
年底到年初，所里为了培养技术人员，给了我一次回母校西军电短期培训的机会。我在三系计算机教研室跟随当时的在校学生上课，开始了计算机的学习。其间，经历了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一重大事件，参加了西军电师生追悼周总理大会。
记得当广播上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住在招待所里的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和悲痛。有人就回忆历史，赞颂周总理的历史功绩，有些话我几十年都不能忘记。有人说，“当时的延安，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也有人说，周总理太累了，是累死的；周总理是中央领导里的雷锋。在开追悼会之前，我去了一趟西工大，因为那是离西军电最近的高校。令我感到震撼的是，从进入西工大的南校门起，就看到铺天盖地的悼念周总理的标语、大字报，其中不少水平很高的诗歌和旧体诗词，如泣如诉，感人至深。我一路看一路掉泪。多少年后，当看到有些文字对总理表现不恭的时候，我就想，这些轻薄的人们，你知道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让人民那样发自内心的为他的离去而痛心疾首呢？
当北京百万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参加了西军电师生追悼周总理的大会。追悼会是在大操场开的，具体的过程我已记不很清，但有一幕却让我终生难忘。那天早上，当我们这些住招待所的人出来的时候，操场边的路上各个单位的教师、学生、职工早已整整齐齐排好队。还像在军营里一样，没有一个队伍是歪的，凌乱的，每个人都是一脸的凄然和凝重。诺大的操场边上没有一点声响，甚至没有人咳漱，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原本我们出门时还说着话，见此情景，我们一个个屏声敛气，匆匆走向人群，找了个地方排在队尾，随着大队走向会场。几十年后我在想，哪一个当政者能像周总理那样受到人民的由衷的尊敬？
几个月后，我和彭玉仙、宋翠英到绵阳参加十四院举办的计算机软件培训班的时候，就知道了北京发生了清明节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大型群众抗议活动。当时培训班的领导给我们的纪律是，不传谣，不信谣，安心搞好学习。
完
王文侠，陕西澄城县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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