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徐天
“她是我的噩梦!”北京家长张静这样形容儿子豆豆在小学低年级时的班主任。一周至少有三天,她会被温老师叫去学校。理由多样,豆豆没带作业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跟同学打闹等。每天,全班家长都会收到温老师群发的20多条信息,对当天表现不好的孩子一一点名,并要求家长到校沟通。最夸张的一次,早上7点20分,张静送豆豆去学校,临时被温老师拦下,要求她留下陪读,因为豆豆课堂纪律不好。直到中午,她才被“赦免”离开。
两年的时间里,张静几乎不工作,对温老师的召唤随时待命。她的喜怒哀乐似被控制了,负面情绪占据了生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肉眼可见地滑向冰点。她与先生吵架到凌晨,自责怎么就教育不好孩子,又互相指责为什么不对孩子多付出一点。
她也开始反思,从不给正向反馈的温老师,教学方法对吗?一次沟通时,她说:“温老师,咱俩商量商量,是不是去看个医生,到底是我有心理问题,还是您有心理问题?”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再参加家委会,也不再去学校与老师当面沟通。张静清楚地知道,因为孩子,自己与温老师存在难解的矛盾。
张静不是孤例。两方冲撞产生出的家校矛盾,已是不可忽略的、极具广泛性的问题。11月,江苏一位家长因不满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在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中怒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河北沧州,因为不满儿子班主任再三地向自己暗示“索贿”,河北沧州的家长汪文月向教育局实名举报;辽宁沈阳,第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因举报教师金某有偿补课遭到金某丈夫殴打。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问题极具中国特色。家长产生民主化诉求,但家校关系不仅仅与家校双方有关,还被教育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以及内卷带来的普遍焦虑所影响。想要解决家校矛盾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且道路漫长。
模糊的边界
大女儿的一年级,在杭州家长方棋看来,唯有“很痛苦”这三字可以形容。
她和先生从没有给女儿报名过幼小衔接课程。入学第一天,差距就出现了,老师上课教拼音,其他孩子有基础,只有女儿跟不上。别说在规定时间内拼读了,女儿就连正确拼读都成问题。为了完成家庭作业,方棋夫妇每天晚上轮流给女儿补课,一小时起步。他们理解不了,一贯聪明乖巧的女儿怎么连拼音都学不会。补课逐渐变得歇斯底里,夫妻俩都对女儿吼过,也互相指责过。同住的爷爷奶奶心疼孙女,与儿子大吵,一家人鸡飞狗跳的日子直到女儿上了三年级才慢慢好转。
还没缓上几年,小儿子也入学了,方棋特意给他报了幼小衔接。没想到,她每晚依然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在儿子的家庭作业上。作业花样繁多,每天阅读30分钟图书,听15分钟英语材料,并跳绳15分钟。方棋需要对不同作业形式拍照、录视频,并上传打卡。
除此之外,学校还有家长网上课堂,每周一个主题,比如如何表扬和批评孩子,方棋需在课后提交字感想给老师,一周一篇,雷打不动。她还要隔一段时间就去学校站岗,帮忙维护上下学秩序。她赞同家校协同,但也觉得,有些事情不应该由家长来承担。
这是学界近几年在探讨家校关系时的重要议题,家校权责分界。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吴重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时代的变化使得许多社会角色处在动态调整之中,学校与家长也是如此。边界模糊,定义重组,权责正在重新划分。双方对彼此的认知既有传统的认知,也有新的理念在其中,这种情况下,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NNPS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爱普斯坦就此提出了一个理论,交叠影响域。吴重涵指出,家校双方的权责会在某片区域交叉重叠,需厘清双方各自的定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指出,家庭教育本质上说是生活教育,而学校教育则是系统的知识教育。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庭教育不应承担辅导孩子学习、批改作业等任务,应警惕家庭教育的学校化、知识化倾向,尤其是学校不断给家长增加任务,将家长变为助教。
批改作业的变体很多,大部分学校都不会将这种要求摆在明面上。对包括方棋在内的许多家长来说,当助教的时间是他们自愿付出的,是为了孩子必须付出的。在家校权责边界上,还有更多的重叠区域。在学校眼中,家长可以承担多重角色——开学前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大型活动的免费劳动力、更多社会资源及社会关系的中间人。
上海一所著名的小学,每年会有主题活动。校方提出,希望家长拿家中的闲置物品来布置教室。通常,校方会给各班提供两三千元的经费,家长们凭票据报销。但家长若希望布置地符合期待,这些经费和家中闲置物品都远远不够,不少家长选择自己出钱。有一个孩子平时比较调皮,家长觉得给学校添了麻烦,主动承包了年级走廊的设计和布置。一个班级以意大利美食作为主题,班上几名家长自费尝遍上海排名前20的意大利餐厅,并请到大家一致好评的餐厅主厨,在活动当日给学生们做意餐。
在一二线城市的优质中小学,家长自发自愿“为学校做贡献”的情况并不罕见。吴重涵发现,有阶层优势的家长在参与中具有优势,而弱势地位的家长则处于“雪上加霜”的不利地位。但总体而言,家长所承担的小时工、免费劳动力等角色,通常是被学校要求“扮演”的,家校矛盾由此产生。
吴重涵曾在江西省内做过大量走访调研。他发现,同样是请家长到学校帮忙监考,两所学校的态度不同,最终结果大相径庭。一所省内重点学校,要求家长提前来校报到,给他们分配好监考考场、讲清监考准则。考试当天,与监考家长再无沟通,也没有老师现身。一位大学教授作为家长参与了监考后说,“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
而在一所偏远的县城中学,一位农村背景的家长也被要求参加监考。家长此前认为,教师工作是铁饭碗,一周只上几节课,还能拿几千块钱,工作真是舒服透了。监考时,老师始终在场,且与家长有诸多沟通。后来,这位家长告诉吴重涵,原来老师带班多,光是上课备课、批改讲评作业的任务量就很大,与自己想的不一样。
“同样的事情,是单纯将家长当劳动力来使唤,还是着眼于建立信任关系,其结果截然不同。”吴重涵指出,在当前交叠影响域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如果非要对这一区域分割清楚,并一一划定权责是归属学校还是家庭教育,这种思路并不正确。他认为,大家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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